辛德勇《汉书》概说｜《汉书》的篇幅有多大？

liukang20245天前166.SU吃瓜1045

“辛德勇《汉书》概说”系列共七篇，此为第二篇。

说完书名再来谈《汉书》的篇幅。

我在前面说《汉书》的篇幅是一百篇，乃是本自班固自己的说法，这也便是前面引述过的“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那句话。按理说，这话讲得清清楚楚，不必再做什么解说了吧？其实工作比这杂乱得多，一会儿，我也说不清楚。说这问题杂乱，是杂乱在咱们现在看到的《汉书》是分为一百二十卷，而不是一百卷。

这儿面首要触及的是“篇”和“卷”的联系。

一般来说，在纸本书本通行之前，人间的书本，都是“书之竹帛”（《墨子·贵义》）。书于竹简者，编连成册，名之曰“篇”，而写在帛上的，卷成一捆，便称之为“卷”。古时帛贵简贱，故简书多而帛书少，成果就形成了古书称篇者众而称卷者寡的局势。这样，源自简书的称谓办法——“篇”就成了通行的用法，乃至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爽性直接阐释说：“篇，书也。”

不过李零先生对“篇”和“卷”的解说与敝人有所不同，他认为：

古人所说的“卷”和“篇”概念不彻底相同。“篇”是按内容起讫自为长短，而“卷”则是竹简编联成册的一种长度标准。古人著书，能够一篇一卷（长篇还可再分上下），也能够数篇合抄，本无所谓长短。但（刘）向、歆校书，这个问题就比较杰出，长则一书数卷，短则数书一卷，卷与卷的重量比较挨近，才便于上架庋藏。“批量化”导致“标准化”。（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

这样的说法，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咱们好像也还能够对它的产生次第稍加追查，然后揣摩一下拙说或许也有必定道理。

窃认为单纯就简书而言，因古人作品初仅单篇别行（参看余嘉锡《古书惯例》），每一种作品写录于一个简册，此即“一篇”。否则，何故古人会用“篇”字来表明这种内容自为起讫的作品单元？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咱们研讨前史先从浅显的当地下手，往往会更简单触及史事的实质。

不过这一篇篇作品在撒播的进程中，写者录者就不必定将其独自写录于一个简册之上，而是很或许会与其他作品同抄在一个简册之中。如果把这种作品依然单写在一个简册上，这便是李零先生所说“一篇一卷”的状况；但若是将某一作品与其他作品同抄在一个简册之内，这就呈现了李零先生所说“数篇合抄”的状况。

但这两种状况，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不阻碍古书开端的“一篇”，既是内容起讫自为一体的一个文本单元，也是一个在外在形状上独自存在的简束。

像这种把某一作品与其他作品同抄在一个简册之上的状况，其实后世历朝历代直至今日依然都很遍及，只不过更切当地说不是抄在同一简册上，或许是同一纸卷，同一纸本，乃至转录到同一个Word文件上。因此不宜用出土竹书所见两篇以上作品书写在同一简册之上的状况来判别“篇”字的转义。

众所周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本上便是迻录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编著的《七略》，而咱们在《汉书·艺文志》中看到的状况是：《艺文志》中的《六艺》《诸子》《诗赋》《兵法》诸“略”的书本，除了单个一小部分（如《诗》类）之外，大多著录的都是篇数，而《数术》、《方技》两略中除《山海经》一书之外，均著录的是卷数，这表现的就应当是敝人所说简书分“篇”、帛书作“卷”的状况。事实上，李零先生在叙述《汉书·艺文志》所表现的前期书本的外在方式时，也说其“凡称篇者，都是竹书；凡称卷者，都是帛书或帛图”（李零《兰台万卷》）。

至于李零先生谓刘向、歆父子以致班固为便于上架庋藏而形成的“标准化”问题，这种状况在必定程度上或许有，但这并不阻碍古人以一个简册为“一篇”的称谓方式。所以，对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我想仍是依照自己的观点去解析。

班固撰著《汉书》的时分，蔡伦还没有创造他的造纸办法（《后汉书》之《班固传》、《宦者列传》）。其时尽管现已有纸，但作为书写资料，质量很差，并不好用。世上即便有人用纸写字儿，也是适当稀疏的。所以，他应该是把《汉书》的文稿写在了简册之上。班固说这部书“凡百篇”，便是根据这一实际。依照我在上面叙述的道理，这等于说一共写在了一百个简册的上面。

咱们咱们只需看过班固写在《汉书》最终一篇的《叙传》的内容——也便是他对《汉书》诸篇撰著旨意的阐明，都能够很简单地了解，其每一篇都是一个内容自为起讫的单元。但是咱们只需略一翻检《汉书》即可清楚知悉，诸篇之间篇幅长短的距离是很大的；也便是说，这些简册收拢起来之后，有的较细，有的却很粗很粗。

简册的篇幅，短些当然不妨阅读，但太大了，不只握持不便利，更重要的是卷拢起来今后，简束太粗，要想从篇首翻检到篇末，或是到处查阅，耗时费事儿，很不便利。在简书或帛书阶段，因为简、帛的质地相对还比较耐受冲突，所以，即便篇幅稍巨，人们也还都能够牵强对付着看。可当蔡伦大起伏改进造纸技能，纸卷逐步替代简帛书本之后，因纸张远不如简帛更耐冲突，人们就开端把那些篇幅较巨的简帛书本一分为二。这样，既减低了因重复翻检给书卷形成的危害，也更便舒卷展阅。

比如《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十一篇，但是这一篇数实乃兼该“中外”而言，即东汉人应劭所说“作书中外十一篇”者（应劭《习俗通义·穷通》），后世学者颇认为此“中外”之别，即古书“内篇”、“外篇”性质之异（如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外篇》条），但是清人周广业认为“皇帝所藏书皆谓之中，学官及民间一切皆谓之外。盖自孝武开献书之策，立写书之官，凡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七略》所谓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是也。刘向校《晏子》，称‘有中书、太史书、臣向书〔向一切者〕、参书〔长社尉杜参，向与同校中秘书〕凡中外三十篇，定为内篇六，外篇二’，例正如此。《孟子》在武帝时，七篇早入大内，故曰‘中’，亦言‘内’，犹今称中秘书为内府书也。其上太史及学官所肄、子长所见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时陈农所求、刘向父子所校，续得民间本，增多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谓之‘外’。中书多古文善本，外书容有增窜，是以赵（岐）、刘（熙）作注，俱以中书为定也”（清周广业《孟子四考》卷一《逸文考》）。所谓“子长所见本”即《史记·孟子列传》所记“作《孟子》七篇”者，而东汉人赵岐给《孟子》作注，明言仅其间“内篇”七篇系孟子所作，其他“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与内篇类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因为彻底不靠谱，所以赵岐一挥手，就统统把这些废物割下来扔掉了（最近在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发现的《齐论·知道》便是平等姿色），剩余的仍是司马迁见到的那种七卷《孟子》本来（赵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题辞》）。

《师顾堂丛书》影印宋蜀刻本赵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题辞》有意思的是，赵岐日子的年代，已是在蔡伦新纸面世之后，尽管纸卷书本还远没有到达遍及盛行的程度，但赵氏所注《孟子》却很前锋地选用纸张作了书写的载体。书写载体的改动，再加上注解文字的添入令其篇幅又增加许多，这些状况，促进赵岐决议将其各篇“分为上下”，这样一来，《孟子》全书就成了二七相乘“凡一十四卷”（赵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题辞》），《孟子》传世文本的卷次即由此而来。纸张的性状同帛片附近，故纸写的书本就借用称谓帛书的“卷”字来表现其外在方式的全体形状，当然这个“卷”字也能够用作计数的单位。

由《孟子》篇卷数目的演化，来看《汉书》的状况，咱们也就很简单了解其卷次增衍的缘由了。

《汉书》从一百篇到一百二十卷，中心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便是呈现过一种一百一十五卷本，从前通行一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便是这种版别。相同的版别，也见于晚唐时期日本学人编著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在这儿，咱们看到了与《孟子》根本相同的状况——都是由简书的“篇”改成了纸质书本的“卷”，也都在原文的基础上新增了注解的内容。清楚明晰，这些新增的卷次，都应该是根据相同的原因从班固百篇本来中析分出来的。事实上咱们只需看一看今本《汉书》中那些分作上、下两卷或上、中、下三卷以致更多卷次的篇目，就会很简单地了解这一状况。

谈到这儿，需求把话岔开一点儿，讲讲古书装帧史上的一个重要器物——书帙。书帙是裹在书卷外面的包装物，亦可称之为“书衣”（《说文解字》）。

书帙终究产生于何时，在传世文献里并没有清楚记载，出土的古代遗物中也没有见到切当的什物。李零先生估测有简书、帛书就有书帙，“或一帙一卷，或一帙数卷”（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这话讲得有些含糊，我了解，李零先生所说的“卷”，应当包含有简书的“篇”和帛书的“卷”。别的，曩昔马衡先生在《我国书本准则变迁之研讨》一文中也曾对书帙准则做过比较系统的论说，但所说也不行明晰。

从传世文献的记载这一视点调查，我更倾向书帙的行用是与纸卷书本的遍及通行同步并行的。

尽管蔡伦试制成功新的造纸办法之后，在书写资猜中纸张所占的份额就开端逐步增多，但直至三国时期，竹木书本仍是占有较大比重。关于这一点，湖南长沙发现的那一大批三国吴简便是很好的证明。

进入西晋时期今后，纸张才替代简帛而成为最主要、最遍及的书写资料，故所谓“洛阳纸贵”的说法（《晋书·文苑传·左思》），便是在这一时期呈现的（不过直至南朝刘宋时期，咱们仍是能够看到在竹简上书写文字的状况，如元陆友仁《吴中旧事》载“（北宋仁宗）至和中，乐安公守姑苏日，虎丘崖下水涌出竹简数十小片，皆朱书，有‘孝建’年号，盖宋武时编年也。蒋颖叔自记于手稿，其孙世昌录收之”，就显现在必定范围内或特定状况下还会运用简书）。因为从总体上说，能够说纸卷现已全面替代了简束，许多纸卷同纳于一帙的卷帙准则也才随之呈现（别详拙文《“帝纪”怎样成了榜首》，收入拙著《正史版别谈》）。

那么，为什么会伴随着纸质书、也便是纸卷书的通行而呈现书帙呢？我想这是因为不管是简书仍是帛书，它们都要比纸卷更耐磨损，因此外裹书衣的必要性并没有那么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作品，在分篇设卷时，尽管也要大体有个一起遵行的起伏，即李零先生所说“恐怕只能以握持之便定其大约，实际上也不是固定的”（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但这仅仅个大致的起伏，因为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彼此和谐以平等书卷的迫切性还没有那么杰出。

这种新式卷帙准则在其老练时期最为遍及的惯例形状，是在每一个书帙里盛放十卷书本，而两种作品则不混放在同一书帙之内，又缺乏十卷的书本和十卷以上书本后边的零头，都独自装入一个书帙（别详拙文《由梁元帝作品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系统》，收入拙著《前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前史——我国前史地舆与地舆学史研讨》）。

这样一来，一帙之内诸卷之间的粗细均衡、也便是诸卷篇幅的长短彼此取齐，天然也就有了更大的必要性。这样的装帧方式，从另一个旁边面，也增大了拆分长篇的必要性。

在后边的论说中，我将会和咱们详细叙述，《汉书》之附入注文，是从东晋时期开端的，而《隋书·经籍志》著录这种一百一十五卷本乃“（汉）太山太守应劭集解”者，这并不精确。

下面咱们来看看班固百篇《汉书》被拆分的详细状况。同班固自己在《汉书·叙传》里叙述的状况比较，今本《汉书》傍边，被后人分作两篇的有《高帝纪》《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律历志》《食货志》《郊祀志》《地舆志》《司马相如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扬雄传》《匈奴传》《西域传》《外戚传》和《叙传》十四篇，也便是说由十四篇变成了二十八卷；分作三篇的有《王莽传》一篇，也便是由一篇变成了三卷；分作五篇的有《五行志》一篇，也便是由一篇变成了五卷。合之，新的卷数一百二十卷较本来百篇的篇数，共增多其数二十。比照今本《汉书》，清楚明晰，咱们现在看到的文本，是在一百五十卷本的基础上，重又析分出五卷。

在论说今本《汉书》的卷次问题时，首要需求清楚，著录一百一十五卷本《汉书》的《隋书·经籍志》，是唐代初年根据隋人宫殿藏书目录增删而成（《隋书·经籍志》）。

另一方面，在传世《汉书》文本中，相对来说，时刻较早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谓景佑本《汉书》。在所谓景佑本《汉书》的署名方式中，咱们看到，其每一卷最初俱署云“秘书监上护军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检宋庆元本等古本《汉书》卷首的颜氏《新注汉书叙例》（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讲其改题为《汉书叙例》，颇谬，别详拙文《颜师古注的〈汉书〉叫什么名》，收入拙著《正式版别谈》），可见颜师古署云“岁在重光，律中大吕，是谓涂月，其书始就”。这一作品时刻中的“重光”二字，是以所谓“岁阳”来称谓值“辛”之年；“大吕”和“涂月”指的都是十二月。检《旧唐书》本传，颜师古拜秘书少监，时在贞观七年，而在贞观十一年，他由琅邪县男进爵为子，“时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继此之后，至贞观十五年为辛丑年，故颜师古的《汉书》注本当撰成于贞观十五年十二月。

这意味着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所根据的蓝本，应该便是这种分作一百一十五卷的纸卷文本。

那么，为什么又会由一百一十五卷本增衍成为一百二十卷本了呢？这很简单，简直一切比较重要的前史革新，都不或许一步到位，需求有一个调整的进程，才干到达最合理的状况；或许说是进入被更多的人所乐于承受的状况。仅仅除了这一原因之外，十卷为一帙的装帧准则，对这次重又分出的书卷数目，应当也有必定的影响——由一百一十五卷增为一百二十卷之后，正好装满十二个书帙。这样寄存，会更规整。

《汉书》这第2次拆分，便是出自颜师古之手，他自己也在书中注明晰所拆分的详细卷目——即卷五七《司马相如传》、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卷八七《扬雄传》、卷九六《西域传》和卷一〇〇《叙传》，这五卷书，都是一分为二。无须赘言，在前面举述的那些新增篇目中除掉这五卷书之后，剩余来的那一十五卷书，便是初度拆分《汉书》时多分出来的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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